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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预期很重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稳定是“刀刃上的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存在着相互促进、互相加强的关系（连平，2017）。相信“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与相信其他做空人民币理由一样，都是在看空情绪下市场选择性相信的行为，由此引发了“恐慌性贬值”。因此，应管理好公众预期，阻断汇率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自我强化，加强汇率政策透明度，增强其公信力，避免冲击市场信心（管涛，2017a）。

值得注意的是，过高的资产减值损失也进一步吞噬了民生信托的利润空间。数据显示，2018年公司资产减值损失2.98亿元，较2017年的4995.40万元增加了496.55%。而这也加大了外界的疑惑，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过高，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导读过去十年，美国迎来了二战以来最长的牛市周期，在全球市场表现中“一枝独秀”。然而，2018年经历多轮动荡，市场对于牛市持续的信心正在不断动摇。如今，华尔街对于“熊市”到来的共识似乎也在逐渐形成。经历“黑色十月”后的美股，最近连续两日下跌，围绕市场出现趋势性逆转的讨论越来越多。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高盛三大投行之后，华尔街对美股“熊市”共识似乎正在加强。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据以执行的生效刑事判决主文部分已经明确载明在案扣押、冻结的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款物的处置方式，本院据此对涉案房屋采取执行 措施符合法律规定。新保利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执行提出异议，主张对该房屋 享有所有权，要求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实质系对执行依据本身有异议，其可通过审判监督等程序寻求救济，故对其所提异议本院不予支持，驳回北京新保利大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异议。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之相比，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大量购买国债及抵押贷款债券（MBS），但由于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动机都较弱，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数量急剧扩张，在2014年达到最高的2.72万亿美元（见图4），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21倍，超额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5%以上（牛慕鸿和孙莎，2017）。巨量的超额准备金规模使美国银行体系处于“流动性盈余”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商业银行拥有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的能力，美联储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可见，金融危机中不同的政策应对方式导致了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现象：在中国体现为广义流动性盈余，即M2的快速增加；在美国体现为银行体系流动性盈余，这虽然并未体现到M2统计中，却是M2增长的潜在动力。虽然美联储2017年10月开始“缩表”，但这一进程将是持续而缓慢的，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更有“货币超发”的潜在可能性。

因为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为正数，我们认为它将较其他国家的债券优胜。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为1.78%，而10年期德国国债的收益率为-0.35%。美国国债对经济风险的敏感度亦较高；意味着美国国债通常可以在经济放缓时跑赢其他债券。我们认为债券收益率将持续受压的另一个原因是退休基金持续降低风险。这意味着退休基金正在减少风险资产（如股票）的持仓，并增持其他能够提供较稳定收益的资产（如债券）。这方面的债券需求足以阻止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这亦有助收窄企业债券与政府债券之间的息差（收益差距）。